杭州濱江區濱康路上，大立科技26層高的新大樓并不起眼。公司董事長龐惠民的辦公室里，家具只有一張弧形大辦公桌、一張長方形小辦公桌和幾張辦公椅，甚至連張沙發都沒有。還有就是七八盆綠色植物。這也符合龐惠民的性格：低調、務實。

但是在業務上，龐惠民卻是個很“拼”的人。當年為了避免浙江省測試技術研究所（大立科技前身）被解散的命運，他放棄了一年幾十萬元的收入，甘心拿8000元的年薪；創業初期，他自己帶頭跑業務，經常是晚上搞測試，再連夜寫測試報告，第二天向客戶匯報，有時甚至連續兩三個月出差沒回家。

“評上風云浙商，我有點誠惶誠恐，因為風云浙商評選不僅在省內，在國內都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一項活動，我覺得我們公司的規模還不夠大。”龐惠民謙虛地說。

研究所一度瀕臨解散

他用產業化思路成功轉型

今年55歲的龐惠民是天臺人，1983年考入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我的成績屬于嚴重偏科，高考的時候，語文滿分120分，我只考了40多分；政治分數也很低，但數理化卻考了300多分。”談起當年的成績，龐惠民忍不住笑了。要知道，當時數理化滿分也就320分。

本來，龐惠民報考的專業是熱門的自動化專業，但學校招生辦考慮到他數理化的特長很突出，就把他招到了難度更高的物理學專業。

大學期間，龐惠民學習能力強的優勢得以充分體現，大四準備畢業論文時，他和另外一個同學被派到中科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實習。在那里，他見識了科研人員嚴謹的工作態度以及研究所雄厚的科研實力。也因此，他到浙江省測試研究所工作之后，認識到測試研究所與硅酸鹽研究所在科研方面巨大的差距，認為測試研究所純粹搞研究沒有前途，必須走產業化道路。

硅酸鹽研究所離學校很遠，龐惠民要每天6點起床，坐3小時公交車到研究所，晚上回到學校宿舍已經是8點左右。雖然研究所比較認可他們兩人的能力，希望他們都能留下來，但龐惠民卻覺得那里太辛苦了。“所以我可以說是當了‘逃兵’，最后被分配到了浙江省測試技術研究所。”龐惠民承認那時候自己還不夠肯吃苦。

浙江省測試技術研究所屬于省科技廳直屬事業單位，經費主要靠財政撥款。工作沒幾年，1993年，研究所就遇到經費困難，許多人員被分流，50多人最后實際在崗的只剩不到20人。那時候龐惠民剛成家，夫妻倆在一個單位，于是龐惠民選擇了“下海”，搞起了貿易公司。

沒想到龐惠民經商還頗有天賦，他賣化工產品、機電產品，不但解決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問題，而且一年有幾十萬元的收入。這也為他以后帶領研究所走產業化道路奠定了基礎。

1996年，就在浙江省測試技術研究所因生存困難準備解散之際，龐惠民主動站出來，向所里提出他可以把研究所搞好。就這樣，龐惠民擔任了分管產業的副所長，帶領研究所走上了產業化的道路，第二年研究所就開始盈利。在老所長退休之后，1998年又擔任了研究所所長。

“當時所長一年的收入是8000元左右，還不及我經商時一個月的收入。但我覺得，研究所走產業化還是很有前途的。當時研究所已經在研發生產紅外產品，只是還沒有開始賺錢。”龐惠民說。

在其他事業單位還抱著“銀飯碗”不肯轉制的時候，1999年，龐惠民則主動提出研究所轉制，直到2001年研究所改制完成，成立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

一年要跑100座變電站

有時兩三個月出差沒回家

在進行轉制的員工動員大會上，龐惠民提出了“人人變成百萬富翁”的奮斗目標，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同時他找員工一個個談心，只要愿意留下來，就都會有工作，而且人人都有股份。

同時，龐惠民他們將原有的紅外產品進行了技術提升，并引進了英、法等國的技術，然后就到全國各地跑客戶。

“那時候的客戶基本上只有電力系統。我們就跑各省市的電力公司，給變電站做故障檢測。一年能夠賣出幾臺紅外熱像儀，我們公司就能盈利了。”龐惠民回憶說。

（大立科技的紅外熱像儀）

龐惠民顯然不滿足于一年賣幾臺設備。他要求員工一年跑1000座變電站，對自己的要求是一年跑100座變電站。

出差跑客戶可是個苦差使。龐惠民回憶，那時候每個人拎的行李箱就有六七十斤重，里面都是各種設備。“紅外熱像儀供電靠蓄電池，還有錄像機、打印機。”他說，“對電力設備的故障檢測都是晚上做的，因為白天有太陽光的話，檢測結果不太準。”做好檢測后要連夜寫檢測報告，第二天向客戶匯報。

龐惠民自己也是全國各地天南海北地跑，有時候連續兩三個月沒回家。“我下海那三年也是經常在外面跑，家里人能理解。”龐惠民說。印象最深的一次，他深秋到河北邯鄲出差，一個晚上跑了三四個變電站做檢測，一直工作到凌晨快天亮，因為覺得來一次不容易。但因為當地晝夜溫差大，凌晨的時候被凍得不成樣子，“就感覺沒穿衣服褲子一樣。”

他終于在內心反問自己：“我為什么要選擇這條路？本來我都已經生活無憂了！”但第二天，他又斗志昂揚地投入了工作。

（大立科技的巡檢機器人）

非典那一年看到自己的短板

自主研發探測器完成國產替代

2003年非典暴發時，市場對紅外熱像儀的需求激增，這也是大立科技發展最快的一年，不過也徹底暴露了公司的短板：原先準備的紅外熱像儀的核心材料——探測器半個月就用完，6～8月份整個公司無事可做只能休息。龐惠民雖然焦急，但也無可奈何。

“那時候探測器只有法國能夠生產，價格要幾萬元一個，而且不能還價；交貨周期則要9個月時間，甚至更長。”從那時起，龐惠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自己研發生產探測器這一“卡脖子”產品。

當時業內許多專家包括院士都勸他慎重考慮，因為國內還沒有企業做探測器，搞這樣的研發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而且很可能泥牛入海。但龐惠民沒有動搖。2006年引進一位留美博士之后，研發團隊花了兩年時間生產出了樣品，2009年開始小批量生產，2013年全部完成了國產替代。“在探測器的研發上，我們累計投入的資金達到6個多億，包括一部分政府補貼。”龐惠民說。

（大立科技的生產車間）

當年進口價要幾萬元一個的探測器，如今由大立科技生產，市場價只要幾仟元一個，只有原來的十分之一，而成本則降到了一二千元一個。大立科技也完成了從生產紅外熱像儀產品，到如今提供整體解決方案、擁有完整產業鏈的蛻變。

有了非典時期的經歷，去年初龐惠民得知黨中央有關疫情防控的重要消息，以及專家表示新冠病毒存在“人傳人”現象后，立即敏銳地意識到市場對紅外成像測溫儀的需求會激增。他第一時間發動全體員工放棄春節休假，加班加點；新大樓應急擴充部分產線。去年全年，大立科技生產銷售的紅外熱像儀產品預計超過5萬臺，為境內外的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保障。

龐惠民還積極進軍軍民融合產業，通過四年的投入，到2008年大立科技終于獲得了相關資質，成為我省首批軍民融合示范企業的榜首單位，其紅外產品已廣泛應用于航空裝備的光電制導、火控瞄準等領域。目前，公司還在大力研發機載光電吊艙系列產品，該產品是大立科技產業升級的重要方向。

“確切地講，我們的紅外產品，只是光電吊艙的一個核心部件；而光電產品則是目前軍工領域最高檔次的產品，這也是一項‘卡脖子’技術，目前全球只有四五家企業能夠生產。”龐惠民說。

新年愿景：希望大立科技在光電系統技術上取得突破，成為國際著名的光電產品供應商。（記者 王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