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標準最后勝出者還待揭曉

在2014年，國內剛剛用上4G，不久后，5G通信又映入人們眼簾，5G通信顧名思義是第五代通信技術，具有連續廣域覆蓋、熱點高容量、低功耗大連接、低時延高可靠四大特點。

連續廣域覆蓋能夠實現在偏遠山區、地下車庫、高速移動狀態下，以保證用戶的移動性和業務連續性為目標，為用戶提供100Mbps以上的高速業務體驗。

熱點高容量指的是在人口密集區為用戶提供1Gbps用戶體驗速率和10Gbps峰值速率；在流量熱點區域，可實現每平方公里數十Tbps的流量密度。

低功耗大連接能保證終端的超低功耗和超低成本的前提下，面向智慧城市、環境監測、智能農業、森林防火等以傳感和數據采集為目標的應用場景，提供具備超千億網絡連接的支持能力，滿足100萬/km2連接數密度指標要求。

低時延高可靠主要面向車聯網、工業控制等垂直行業的特殊應用需求，為用戶提供毫秒級的端到端時延和接近100%的業務可靠性保證。

不久前，中國華為公司主推的Polar Code（極化碼）方案，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方案。消息一出，在網絡上就炸開了鍋，甚至有媒體用“華為碾壓高通，拿下5G時代”來形容這次勝利。然而媒體這種報道既不符合客觀實際，也有把eMBB場景短碼的控制信道的標準制定權等同于5G標準的嫌疑。

實際上，核心專利是由幾個體系來組成的，高通在3G時代掌握擁有軟切換和功率控制兩大核心專利以及兩千項外圍專利，才具備了征收“高通稅”的技術資本。要想在5G時代擁有一定話語權，僅有eMBB場景編碼方案短碼控制信道的標準制定權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多址技術、多天線技術、射頻調制解調、軟頻率復用、編碼等方面都要有一定話語權。

目前，5G標準制定權之爭才剛剛開始，而且還存在不少技術障礙。

據業內人士分析，“現在要實現藍圖中所設想的5G，在技術上是有一定困難的，而且也沒有特別大的技術突破……現在一些比較流行的5G技術，有的是一些假的技術，或者是一些不是很成熟的技術，有的技術在實驗室能夠實現，但商用起來就存在很大的問題……這是目前5G技術上一個普遍的現狀……出現假的技術這并不奇怪，做研究的人為了分政府的撥款，總會找一些名目來套錢，就必須編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而企業和科研人員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把一些垃圾專利想方設法往標準專利里塞……在研究中難免選錯技術發展方向，比如現在多址NONA這個技術，從理論上證明這個大的方向是存在問題的，但幾乎所有公司在這方面投入了大把大把的財力和人力，已經到騎虎難下的地步……”也正是因此，有觀點認為，現在所謂的5G其實是4.5G。

在發展規劃上，國際電聯的計劃是2015年將完成5G國際標準前期研究，2016年將開展5G技術性能需求和評估方法研究，2017年年底將啟動5G候選方案征集，2020年年底完成標準制定。而根據工信部、中國IMT-2020（5G）推進組的工作部署以及三大運營商的5G商用計劃，中國將于2017年展開5G網絡第二階段測試，2018年進行大規模試驗組網，并在此基礎上于2019年啟動5G網絡建設，最快到2020年啟動5G商用網絡。

在技術研發上，國內整合了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移動、中國電信、華為、中興、大唐等公司和科研機構攜手開發5G通信技術，而在最近一次eMBB場景編碼方案的爭奪中，來自海峽兩岸的華為、中興、大唐、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聯想、小米、VIVO、OPPO、酷派、阿里巴巴、展訊、中國移動研究院、信威通信、宏碁、聯發科、臺灣國立大學等公司、科研機構全部集體抱團，這背后未必沒有中國政府的組織協調的因素。至于中國通信產業能在5G時代處于怎樣的地位，在很多技術尚且不成熟，或者存在一些障礙的情況下，現在就言之鑿鑿5G標準花落誰家，未免過于草率。

政府在產業扶持的角色

目前，產業政策執行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政府過多的介入實際上并不利于產業的良性發展。產業界人士也曾向筆者表示，政府應更多的是一個規則制定者，并把控宏觀的發展方向，最好不要去做具體的執行者。因為一個課題或者科研項目如果是政府主導的話，由于各種政商關系和一些官僚尸位素餐，就很容易演變成大家一起忽悠政府的錢，拿到錢了之后各回各家，黑一點的不了了之，厚道一點的最后做出一個只能看看，但用不起來的技術成果。

政府在給政策的過程中，對于扶持對象到底是國外巨頭的馬甲公司還是真自主公司，以及技術實力和市場前景如何并不是特別具有甄別能力，能拿到怎樣的扶持力度和項目，背景和政商關系才是關鍵中的關鍵，因此，政府過多介入的話，會導致資金利用效率有限，而且好鋼用不到刀刃上。

另外，政府扶持中也存在一個拉偏架的問題——政府很喜歡看誰弱一點，或者不行了，就去扶它一把，看誰能自主發展了就不管了，只去幫弱的，而且幫助力度還非常大，發展得好的公司靠自己努力取得的優勢一下子就被行政力量抹平了，這對能擺脫政府扶持、能自主發展的公司非常不公平，搞得競爭法則不起作用了。

如果是政府制定規則，具體執行由企業來主導的話，比如搜狗資助清華大學做人工智能，因為企業是追求經濟利益的，也是懂行的不會被忽悠，大家就會想著把這些錢做出什么成果，而且只要做出技術成果，企業可以拉來客戶，可以擺脫技術突破但只能躺在實驗室、無法被商業化的困境。

大基金幫扶模式講究科學配置

截至2016年10月，首期募資規模1387.2億人民幣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投資項目40個，企業28家，承諾投資額也已接近700億元，已投項目帶動的社會融資超過了1500億元，其中，IC設計占總投資的27%，晶圓制造占總投資的60%，設備制造占總投資的2%，封裝測試占總投資的8%。

在業績上，雖然28家企業2016年增幅略微下降，但總體發展勢頭良好，紫光集團、三安光電等成為大基金投資的重要受益者，長電科技在國家扶持下收購了新加坡星科金朋，一舉邁入全球前10封測公司，中芯國際在獲得大基金投資后擴建工廠。不過，從資金的投入到企業技術突破和商業上的成功有一個時間周期，具體的成效會在幾年后慢慢體現出來。

總體來說，相對應補貼送錢的方式，國家產業基金扶持方式對于扶持產業做大做強，資金的利用效率會更高，成效也會更好。

不具優勢的行業如何適者生存

不過，如果只有這種對龍頭企業的天量資金投資扶持的話，中國集成電路產業只能成長為瘸腿的巨人——因為很多行業里，中國大陸目前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龍頭企業，只有在國外巨頭傾軋下勉強生存的一些小公司。

比如，比如IC設計中的CPU、GPU、DSP、FPGA，以及用于輔助設計的EDA工具等等。國家產業基金因為是拿國家的錢在投資，保值增值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不可能去做風險較大的投資，只會投資一些已經有一定規模，前景較好的企業。換言之，國家產業基金只能錦上添花，無法雪中送炭。

而且站在那些小公司的角度，由于自身的體量太小，如果拿股權換資金，拿少了沒意義，拿多了也就意味著大基金控股，失去公司控制權，在本來就被國外巨頭打壓的情況下，被大基金控股后難免導致外行領導內行，很有可能會把這些本來就生存不易的小公司帶到坑里。

因此，很多絕對劣勢的領域，國家產業基金現行的做法是無能為力的，而過去那種直接給錢的做法既不科學，效果也不好。相比之下，給出生存空間的做法不失為解決之道——劃出一塊保留地讓國內自己設計的CPU、GPU、FPGA等芯片可以被用起來，比如把黨政軍市場拿出來，把這塊封閉市場給予國內公司去生存和競爭，誰的產品好，不能只聽領導和專家的意見，必須傾聽用戶單位的聲音，再以政府擇優采購的方式給做得好的公司變相給予資金扶持，并且在實踐中使用自主設計的芯片，在使用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實現技術的螺旋式上升，并在使用中慢慢構筑起軟件生態，最終實現自主技術的成長和國內公司逐漸成長壯大。

如何構建產業健康發展模式，不管是對通信、集成電路、儀器儀表產業，都顯得尤為重要，政府在這部分的引導和扶持很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