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器儀表商情網訊：如果一家企業投資于自動化，那么這家企業的勞動力將更具生產力，這一點似乎不言自明。那么，為何統計數據顯示并非如此？在發達經濟體，大量行業有資金也有意愿投資于自動化，但生產率增長已經至少低迷了15年。此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的總體經濟增長十分疲軟，平均增速不超過4％。

       對此，有一種解釋是發達經濟體背負了過多債務，需要去杠桿，這導致公共部門投資不足，抑制了消費和私人投資。但去杠桿只是暫時的，從長期看，總體經濟增長取決于勞動力及其生產率的增長。

       因此，政客和經濟學家都在思考：生產率增長減速是制約增長的永久性狀況，還是僅僅是過渡現象？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主要因為決定這一趨勢的因素范圍甚廣。除了公共部門投資不足，還有貨幣政策——不管貨幣政策成本和收益如何，它促使了公司用現金進行股票回購，同時實際投資依然被抑制。

     與此同時，信息技術和數字網絡讓許多白領和藍領的工作實現了自動化。對美國來說，2000年是轉型最關鍵的一年，也許你已經預料到上述轉型會導致失業并伴隨生產率提高。但在2008年危機前的幾年，數據顯示，美國生產率呈下降趨勢，而直到危機前夕，失業率并未大幅上升。對此有一種解釋是，危機前幾年，就業是由信用推動的需求支撐著。直到信用泡沫破裂，數百萬工人突然丟了飯碗。其含義是自動化等于生產率提高這一經濟邏輯并未失效，只是證明的時間延遲了。

     但生產率之謎并不止出現在2008年危機時。在該危機前的20年里，美國生產國際可貿易商品和服務（占美國總產出的三分之一）的經濟部門沒有增加任何就業崗位，盡管以價值增加值衡量，該部門的增速高于美國不可貿易部門。可貿易部門的就業崗位減少大部分發生在制造業。盡管部分崗位減少是拜信息技術和數字化所帶來的生產率進步所賜，但也有許多減少是由于美國企業將供應鏈的某些部分轉移到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

      相反，美國的不可貿易部門（占經濟的三分之二）在2008年前的幾年中增加了大量就業崗位。但這些就業崗位（通常是服務業）所帶來的價值增加值往往低于所減少的制造業崗位。這部分原因在于，可貿易部門日漸向水平技能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員工傾斜。從這個角度講，可貿易部門生產率有所提高，盡管全球經濟結構性轉變的重要性，不亞于員工做同樣工作的效率提高。

      不幸的是，對發達經濟體來說，可貿易部門人均價值增加值的提升，不足以抵消勞動力從制造業崗位轉向不可貿易部門服務業崗位所造成的影響。因此，總體生產率增長緩慢。與此同時，隨著發展中國家日漸富裕，它們也將投資于技術以應對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結果，全球生產率和GDP增長的高峰也許已經出現。

      在“二戰”后的大部分時間里，全球供應鏈的組織原則一直是使生產向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轉移，因為勞動力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流動性最差的經濟因素。不容易自動化的高增加值服務業未來仍將如此。但對于資本密集型數字技術而言，上述組織原則將發生改變：生產將向最終市場轉移，而最終市場將不僅出現在發達國家，還會出現在中產階級不斷壯大的新興經濟體。

      20世紀90年代末的互聯網泡沫，誤判了數字革命的時機，但并未誤判其重要性。人們熱議的“物聯網”也許要再過些年才會對總體生產率產生影響。

      組織、企業和人都必須適應技術推動的經濟結構變化。這些過渡將十分漫長，一些人將得利，而另一些人則將被迫進行艱難的調整，其對總體生產率的影響要很久以后才會顯現。但最先行動的人可能獲益最大。